主持：《中國美術報》社長、總編輯 王平

●鄭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造型藝術是塑造視覺形象的，直觀且時代性強。有些視覺形象或創造物甚至成為特定的文化符號，成為某一特定時期國家形象的具體表征。不過，這一認識往往來自他者，即不在同一文化圈內的人，由文化的差異所引發，而在同一文化圈內卻容易被忽略。對自我文化的認識，包括對國家形象的認同，不僅需要文化的自覺，還需要有文化的敏感，但也需要一段時間的沉積，需要文化的自省，所謂隔空觀望是也。

如果從形象學的角度討論中國的國家形象問題，我們的注意力就會集中在形象的典型意義上，分析不同時期的主體形象。如表現新中國新社會，工人農民當家做主，工人和農民就是國家的主體形象。隨著國家建設的發展，作為勞動者的主體形象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如農業機械化過程中出現的女拖拉機手形象，為國家建設尋找礦源的勘測隊員形象，以及在高爐前煉鋼的工人形象。這些形象都不特指某個人，而是一類人，想象的空間比較大，直接反映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業化過程中，人們對一種新的社會形象的期待。國家形象的塑造，涉及國民對民族的認同，這是內向性的形象建設，突出主體精神。如上世紀50年代的“群英會”，60年代的“鐵人精神”，70年代的“大寨精神”；80年代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美術作品中也出現了李四光、陳景潤等人物形象，這是新時期的典型；90年代，農民工的形象開始不斷出現在畫家們的筆下，成為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建設者的符號；進入21世紀，農民工和快遞小哥，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群體特有的形象表征。

●樊波（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家形象的文藝塑造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至1976年，其中又可分為1949年至1965年、1966年至1976年兩個階段。這是塑造新中國形象的關鍵時期，無論是油畫家還是國畫家，創作出來的作品具有一種難以超越的經典品質。那一批文藝工作者和黨的奮斗歷史有一種自然的血脈聯系，因而作品中蘊含著新中國初期的元氣，所以那個時期的作品不僅激勵人心，而且很真實。

第二個階段從1978年到黨的十八大，從1978年到1989年是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這一階段作品的政治學或者社會學的意義很凸顯。之后的階段，中國文藝呈現為多元化的局面，但也流露出濃厚的商品化氣息。這一階段的文化性質總體來說是開放，文藝開放強化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弱化削減了中國文化的邏輯和內在品質。所以現在我們重新強調中國的文化振興，強調按照中國文化邏輯加以發展。

第三個階段是從黨的十八大至今。新時代是在吸納世界文化因素的同時，進一步強化中國自身的文化品質和邏輯。我們要產生更多與時代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相契合的，可與世界文化藝術相媲美，并且屬于中國文化邏輯的新經典。

●張甘霖（景德鎮陶瓷大學藝術文博學院美術學系主任、副教授）：新中國青年陶藝對國家形象的塑造，與新中國美術的歷程是同步的。以“建國瓷”為代表，主要有四大特征：1．省工；2．省料；3．好用；4．澄清陳腐。

改革開放之后，受西方陶藝觀念的沖擊，青年陶藝創作形成了兩種面貌：一是立足陶瓷產區，以復興陶瓷技藝、發揚陶瓷精神為操守，行業內通稱為民藝派或傳統派；二是面向國際視野，以創造陶藝個體精神與現代藝術設計為追求，被稱為現代陶藝派或陶瓷設計派。這兩種陶瓷風格形式雖成兩極，但都基于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內核，對陶瓷工藝美術創作的精益求精，對陶瓷行業的維系與執著專注，使今天的中國陶瓷充滿著希望與生命力。

今天的中國陶瓷和很多中國傳統藝術一樣，面臨著多種文化的影響。在與世界的對話過程當中，還需要一個內斂的、重新塑造的過程。如果單從西方現代陶藝資源著手，中國當代陶瓷的歷史性和厚度感就失去了文化的參照，這種陶藝面貌是沒有長足的生命力的。

●李昌菊（北京林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之初，美術就開始參與對國家形象的塑造。鄒躍進在《新中國美術史1949 －2000 》中，指出了國家形象和美術創作之間的關系。可見，21世紀初的國家形象理論遠遠晚于國家形象塑造藝術實踐的出場。不過，國家形象理論的出現，對美術界有推動作用。2008年，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了“熔鑄中國氣派，塑造國家形象”的口號，這意味著塑造意識的自覺。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改革開放，藝術家主要通過革命歷史、英雄領袖、生產建設和少數民族等題材塑造新中國形象， 《祖孫四代》《兩個羊羔》 《粒粒皆辛苦》等作品創造了一個正面積極、自立自強的新中國形象。改革開放以來，在藝術語言方面有很多突破和探索，表現視角從仰視變成了平視角度，如羅中立的《父親》。新世紀以來，一方面一系列國家重大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加大了塑造國家形象的力度，另一方面美術家們從平民化、日常化的角度，塑造了真實的、生活化的新中國形象。70年的美術作品，反映了新中國從成立、發展到今天崛起的時代變遷。

當下，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美術家將如何塑造中國形象？這是一個時代命題，相信美術家將以他們的智慧創造新的精彩篇章。

●祖宇（浙江傳媒學院設計藝術學院講師）：我想結合自身的成長經歷思考三個問題，進而回應今天的話題：造型藝術和新時代中國形象。

首先，是“形象”問題，我向往何種文藝工作者形象？其次，是“職責”問題，我從事的藝術工作，能為新時代的中國貢獻什么？再次，是“方法”問題，在描繪新時代中國形象的過程中怎樣合理探索更多的可能？討論這些問題需要立足作品創作和理論研究兩個立場，前者是技藝、實踐、行動，后者是思想、理論、心性。

回應第一個問題，我心中理想的青年文藝工作者是“心手相應”的。理論與作品創作并重，感應時代脈搏，與社會文化生活積極互動，與現實世界同頻共振，與人們的生活愿景緊密關聯。針對第二個問題，造型藝術所展現的時代、國家、民族形象，無疑是最直接、生動、具體的。就第三個問題而言，描繪形象需要“藍本”，這要到往昔中去找尋，或繼承、或激活，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所蘊藏的財富異常寶貴。另外，以藝術塑造一國之形象或許可以通過兩種策略：“順勢反映”與“反省式反映”。誠然，順勢反映會變成一種因勢利導的助力，但逆向反省或有可能讓一國之精神走在時代同行者的前列，激發創新和超越，當然，要以合理的方式。

●楊勇（ 《書法》雜志編輯部副主任、副編審）：“80后”書法群體給人的整體形象，一是成為各大展賽創作主力，佳績頻傳；二是理論研究扎實，學術成果異彩紛呈；三是活躍度高，積極參與雅集、訪學等活動。“80后”書法家的成長條件顯得如此得天獨厚，所以這個群體有著很大的優勢與亮點，即大都擁有系統而專業的高校教育背景，同時，多元化、多平臺的持續有力推動，為“80后”書法群體的茁壯成長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當然，“80后”書法群體自身也存在隱憂與瓶頸，即創作與理論難以兼善，一方面是創作群體重技輕道，文化素養不足，技法錘煉得再好，如果沒有文化內涵的奠基，終究只是無源之水，最后只會成為一名書匠；另一方面則是理論研究者技法欠缺，技道失衡。只有理論與技法兩兩生發，才能做到藝文兼備，均衡發展。

當代書法受眾之廣、探索的面向之寬、呈現空間的開放性、傳播方式的便捷等狀態，也是古人不可想象的。“80后”書法群體的可貴之處正在于此，即他們不但擔負著對傳統書法藝術的傳承，還承擔著對書法藝術的創新和發展，賦予書法新的時代內涵和文化意義。嚴格來講，現在的“80后”書法群體，應為30年后中國書法的發展承擔責任。只有具備了這種歷史使命感，并竭力前行，方能不負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