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深圳有份特別的文學周刊。作者來源廣泛，有務工者、白領(lǐng)、市民；內(nèi)容貼近生活，是業(yè)余文學愛好者們抒發(fā)情感與溫暖自我的平臺。十一年如一日，這份周刊持續(xù)不斷地做著這件有意義的事，背后承載著生活的美、城市的精神與文學的夢想。

“今年2月，我們改名為《寶安文學》啦。”一見面，寶安日報社總編輯李高峰就高興地介紹，改掉此前《打工文學》的名稱，源于作者和讀者的心聲與期盼，也是城市與文學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需要。

《寶安文學》的前身，是在深圳以及珠三角有廣泛影響力的《打工文學》周刊。這份隨寶安日報發(fā)行的文學周刊，十一年如一日，每周24個版，專供普通市民、進城務工人員、業(yè)余作家及文學愛好者自由投稿，成為深圳文化一張獨特的名片。

“雖然改名了，但載體沒有變。”作家唐詩說，就像一個孩子，出生時有個乳名，上小學再取個名字，但還是這個小孩。它服務的還是最普通、最基層的老百姓。

寫作是愛好，也是改變生活的途徑

如果再追溯《寶安文學》的歷史，那得到21世紀初。“那時，寶安區(qū)有份《大鵬灣》文學雜志，沒有刊號。2008年，寶安區(qū)支持該區(qū)文聯(lián)與寶安日報合辦一份報紙周刊，《打工文學》應運而生。”寶安日報編委、冰心散文獎獲得者王國華介紹。

也是在那個時候，《長篇小說選刊》編輯、作家徐東，從北京來到深圳，加盟周刊擔任主編，一干就是11年。“當編輯，每天頭暈眼花的。”徐東笑著說，但是看著眾多基層業(yè)余寫作者從這里走向更大的文學舞臺，還是很有成就感。

老家在湖南的唐詩，到深圳后在工廠上過班、做過個體戶、帶著孩子住在出租屋，生活一度比較艱難，靠著偶爾給各種刊物投稿的稿費補貼家用。“我試著投了稿，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徐東老師的回信。”唐詩感動地說，“他在信中鼓勵了我，很驚喜，很意外。”

處女作發(fā)表的鼓勵，使她開啟了持續(xù)寫作的生涯。“早年，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來源就是周刊的稿費。”她說，因為自己是外地戶口，落戶積分沒攢夠，女兒無法上公立小學，“我后來得益于發(fā)表在周刊上的作品，小有名氣，最終孩子以特殊人才子女的身份，解決了上學的問題。”

同樣因為周刊改變命運的，還有80后作家陳再見。高中輟學后，他從老家廣東陸豐來深圳打工。“工廠的生活充滿不確定性，缺乏安全感，讓我覺得有些郁悶。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當時唯一的本事就是能寫點東西。”陳再見說，憑當時的實力，想在專業(yè)文學刊物發(fā)表文章很難。而周刊恰恰提供了適合初學者的平臺，緣分就這么結(jié)下了。

蕭相風、曾楚橋、唐詩、阿北、李江波……一批基層業(yè)余寫作者，從這家區(qū)級“小報”走出，成為在全省、全國有知名度的作家。“有四五十人，他們都取得了很好的文學成就，也切實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王國華說。

是抒發(fā)與溫暖自我的平臺，也是成長的舞臺

“我們一如既往地熱愛生活／隨遇而安／多年后我們在這里留下的可能只是出租房屋墻壁上／用圓珠筆寫的一個過期手機號碼。”“我還是去福田保稅區(qū)吧／約客戶聊項目，喝酒／也許會接到一個大單／逆轉(zhuǎn)我的氣場／重溫她久違的笑容”……

隨手翻開周刊，不乏直白真切的詩歌。這份文學周刊成了眾多務工者、白領(lǐng)、市民等文學愛好者抒發(fā)與溫暖自我的平臺。

“畢竟很多人成不了作家，也沒想以寫作為生，只是希望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有自我的追求。”王國華說，“有些人年輕時有過對文學的愛好，如今事業(yè)有成，就想重新?lián)炱饋恚蔀槲覀冏髡哧犖橹械闹匾粏T。”

李敏，寶安區(qū)圖書館副館長。早年，她也是給周刊投稿的文學愛好者，“當時不太好意思讓身邊的人知道。喜歡寫一些生活的感悟，覺得格局太小。”

周刊每年都會邀請作者開創(chuàng)作分享會。2014年她參加了一次，看到很多有相同愛好和經(jīng)歷的人，感覺很開心，就像到了大家庭。“深圳人都來自五湖四海，希望一起進步，一起變好。而這里正是一個陽光上進、分享交流的好平臺。此后，我也不再瞞著寫作的事了。”李敏說。

“在名家稿、熟人稿日益盛行的今天，周刊一直像呵護嫩苗一樣，給予基層作者莫大的鼓勵和愛護。在這些作者中，有流水線工人，有保安，有司機，有快遞小哥，有洗碗工……”文學愛好者魏強說。

草根評論家謝端平則說：“寶安區(qū)有2000多名作家、文學愛好者，周刊為他們搭建了重要的展現(xiàn)平臺。”

文學為人們帶來歸屬感，也為城市傳遞文化氛圍

更名后的《寶安文學》，作者的來源更為廣泛，不再限于工廠，而是立足寶安、面向深圳、輻射大灣區(qū)，成為涵蓋各種職業(yè)作者的大眾文學平臺，更好地體現(xiàn)著這個城市的文化溫度與廣度。

劉柳彬，深圳市寶安區(qū)新安街道社區(qū)工作人員。平時，她所在的社區(qū)經(jīng)常舉辦讀書會，參加的人許多就是周刊的作者。

社區(qū)里還有一些初到深圳的打工者，人生地不熟。周刊反映了在深圳最普通、最平民化的生活，和這些人的境遇類似。“我們宣傳，他們閱讀，可以產(chǎn)生一種共鳴，讓他們可以在精神上得到慰藉，產(chǎn)生歸屬感，可以更好更快地融入深圳。同時，也讓社區(qū)的文化氛圍更加濃郁，一些人也會嘗試寫作。”劉柳彬說。

周刊非常注重群眾性，經(jīng)常到學校、社區(qū)、工廠送書和辦講座，開辦學校的文學專輯、特定群體作家的小輯，讓文學的能量盡可能地散發(fā)到每個角落，實現(xiàn)文學與城市的相融。“城市如果沒有文學，就像一個人有了錢卻沒有文化一樣。”陳再見說，特別是深圳這座城市，人們需要這樣的關(guān)懷。

李敏也認為，深圳很年輕，人居于其中，有時容易茫然。“我剛到深圳時，看到高樓大廈，會感到不知所措。但文學可以讓人心安定，不至于迷失于物質(zhì)。這種影響一層一層浸染，一點一點沉淀，最終會析出傳統(tǒng)的美德與值得謳歌的部分，這些也會反哺這座城市。”

許多文學愛好者，都有著共同的心路歷程：最開始來深圳，是為了生存；但因為文學，懂得了生活；因為周刊，彼此交流發(fā)現(xiàn)生活的美。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徐則臣也表示，從《打工文學》到《寶安文學》，寶安日報文學周刊一直保持著人民情懷，并逐步從打工文學走向更廣義的都市文學。這是深圳新時代文學所需要的。他們的付出、努力與成績，都令人印象深刻。

王國華和徐東的心中，有一個夢想：北京有《當代》《十月》，上海有《收獲》，廣州有《花城》，4個一線城市，只有深圳缺少能與其經(jīng)濟地位相匹配的文學報刊，而這正是他們努力的方向。

為了這份生活的美、城市的精神與文學的夢想，深圳市寶安區(qū)委區(qū)政府每年都堅持支持寶安日報。“這份周刊不搞經(jīng)營。我們每年稿費支出80多萬元，報社為之付出的印刷、人員等運營成本在400萬—500萬元。”李高峰說，“但是，我們一直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qū)建設(shè)與深圳建設(sh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qū)的‘雙區(qū)’驅(qū)動時代背景下。我們將一如既往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