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學：新的生存批判敘事

自從上世紀90 年代中國文學以非常不情愿的姿態走向“邊緣化”以來，準個體虛構寫作、女性主義寫作等成為了一種文學時尚，使整個深圳文學保有了五四新文學以來所具有的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社會干預性品格。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是在為自己新的社會生存而寫作，或者引用張未民先生的判斷來說明：“這是一種生存中的寫作”。

眾所周知，自從設立經濟特區以來，深圳這個城市就急劇擴張和膨脹，不斷重組和建構著新的社會秩序和新的文化空間。如果人們還能夠認同深圳是一個現代都市，那它絕對是全然不同于北京、上海的新型都市。

作家南翔

作家丁力

如果說職業生存和身份生存是深圳這個新型城市社會的生存真相，那么正是這種獨特的城市生存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催生了深圳也是中國行業文學和打工文學的發達。大學教授寫高校，南翔就寫過《博士點》，曹征路寫過《南方麻雀》；銀行職員寫銀行，謝宏就寫過《信貸項目經理》；職業經理寫股市操盤手，丁力也寫過《高位出局》《職業經理人》；導游寫旅游行業，央歌寫過《來的都是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個城市所擁有的千奇百怪的職業，都能夠在文學中找到其對應性的書寫。打工仔們沒有深圳戶口與編制，意味著他們沒有固定的職業和穩定的工資來源，也意味著他們社會身份的卑微。他們往往游走于社會底層的各個行業與角落：他們賣保險、做中介、搞物流物業、上工廠流水線，乃至身不由己地涉足色情行業。也恰恰是這些成為作家的打工仔們，成為了中國社會深度的潛望鏡。他們創造的“打工文學”寫出了各行業的黑幕，也寫出了打工生存的夢想、苦痛與失落、血淚與顫叫，如戴斌的《深南大道》《壓米》。

作家曹征路

這些行業文學和身份文學所呈現出的“新城市”景觀，遠不同于老舍、王朔、徐坤之于北京的嘲諷化市民想像，更不同于劉吶鷗、穆時英、衛慧之于上海的現代時尚書寫。在曹征路筆下，深圳是一個嘈雜而血肉飛濺的工場，老工會主席因替工友們維權未果，愧疚難當，而躺倒在巨大的蒸汽錘之下（《那兒》《問蒼茫》）；在吳亞丁的筆下，深圳是一個出租之城，年輕的葉蟬（研究生）們和陳旎（空姐）們工作、租住于出租屋里，同時他們也出租著自己的智慧與美貌，當這些人生資本消散殆盡時，他們便無奈地讓渡著自己的人生（《出租之城》）。總之，這里來來往往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城市的過客（央歌《來的都是客》）。寫字樓里的白領們，就像那玻璃缸里的金魚貌合神離（謝宏《貌合神離》）。而樓外搵工失意的“苦瓜們”“土豆們”，或“對著太陽撒尿”；或大腳踹向垃圾箱，嘴里卻在嘟囔著：“長這么丑，我容易么？”（戴斌《長這么丑，我容易么》）；亦或在心中幽幽地念叨著“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吳君《我們不是一個人類》）。更有網絡作家不無偏激地以《天堂往左，深圳向右》為題，來書寫他們的深圳印象。一部分打工作家開始對這原本充滿無限艷羨與誘惑的新城市生存產生了“過敏癥”（謝湘南《我的過敏史》），紛紛轉向對家鄉溫情懷念的書寫（衛鴉《被記憶敲打的黃昏》《被時光遺失的影像》《被紅土串起的記憶》，孫向學《二傻》《天堂凹》），像他們的前輩沈從文一樣，間接地表達了對這新的城市生存的批判。

顯然，深圳作家面對這座城市，一直在做著一種立足于自身生存位置與感受的不無情緒化的批判性書寫。如果說，北京敘事是以一種老住民的身份，嘲諷、笑看、調侃著北京城里所發生的世事風云與人間變幻；上海敘事則以一種主人的身份，享受著追逐著這座摩登城市的現代與新奇。那么，深圳敘事就是在以“過客”的身份怨恨著、批判著這座城市。“過客”，是深圳人的文學影像；批判，是深圳敘事的美學品格；怨恨，是深圳文學的主流情調。

特定的社會場域，蘊釀了特定的社會情緒；獨特的社會情緒，又規定了文學的美學品格追求取向。文學的現實規定性這一定律，至少在深圳這40 年的文學書寫歷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也能夠解釋一些內地評論家在解讀深圳文學作品時所產生的困惑：為什么深圳這些作家在享受現代化好處的同時，卻干著“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人”的勾當？深圳這座令世界驚艷的現代化城市，為什么至今仍然還沒有產生與之相匹配的現代派“先鋒文學”？深圳的這種“怨恨文學”，不是我們一直所熟悉的平民文學和革命文學嗎？

身份寫作：批判美學的局限

深圳文學確實具有某種批判現實主義美學品格。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它并不是人們所想像的巴爾扎克式和魯迅式的冷峻批判，而是一種對新的現實生存的不適應及其社會情緒的記錄與寫實。因為巴爾扎克對當時巴黎的風俗有著深入的分析；而魯迅則對五四前后中國人的國民性有著透徹的了解。

對深圳作家而言，人們根本就用不著去號召“回到現實”“回到生活”。深圳文學幾乎就是匍匐在當下現實生存地面，呼吸于工廠流水線、大街小巷、出租屋和寫字樓里。《人民文學》和《文藝爭鳴》正在倡導創造“非虛構”文學時，其實從90 年代以來，深圳就一直在做著非虛構的文學。因為這種新的城市生存體驗的沉重，根本就不容許他們去虛構一個子虛烏有的文學世界。大部分年輕作家的文學寫作技術也限制了其對虛構的運用空間。對他們來說，最需要的只有表達、傾訴乃至宣泄。因此，當90 年代整個中國文壇走向政治“邊緣化”，紛紛投入敘事技術探索、走向現實主義文學話語反叛、從事對人的歷史意識與個體意識的喚醒時，深圳文學卻自然而然同時也是悄無聲息地回到了對當下生存感受的敘寫上。

改革開放文學創作工程“中國作家深圳行”

文學的針對性，在深圳，從來就沒有這么明確過，那便是完成對新的社會生存的批判。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整個中國文學搏擊在“存在”和“話語”的虛空中，從而導致文風乃至文體走向陰性化或軟體化（當然是以“個體化寫作”名義出場的）的時候，深圳文學盡管缺乏寫作技術的精致，卻集體性地表現出一種久違的剛健與硬朗色彩。這種不無剛健與硬朗的文學，盡管不是能夠撫摸或慰藉心靈的文學，卻有一種難得的對時代與社會的批判力度、以文字擔當起社會道義的力量。這種“鐵筆擔道義”的良知文學，本來就是中國文學最寶貴的傳統品質。

正如任何外來客都有一根敏感而脆弱的神經一樣，深圳文學所散發的出于社會道義的批判力量，恰恰就來源于這座城市集體性的“過客”意識（有文學習作者甚至就以“過客”為筆名）。這種“過客”意識也是作為這座城市移民們的集體無意識形態而存在的。他們總是不自覺地以“非主人”的身份出場，甚至總在以“客者”的身份來自說自話。一張深圳身份證、一本深圳戶口簿，并沒有改變他們的這種文化身份意識，因為連一些有了一定社會地位的先來者也同樣如此。正因為深圳人歷來就在潛意識中認定自己生活于別人的城市里，因此，深圳作家也是在以一種“他者”身份，怯弱而警惕地打量這座城市的一切人事。他們不可能像北京作家一樣，以這座城市的老住民身份，底氣十足乃至油嘴滑舌地嘲弄人間的荒誕；也不可能像上海作家那樣，以主人的身份，享受著現代城市生存的優雅與美好。所以，這才有了吳君的慨嘆：“我們不是一個人類”；也才有吳亞丁的對住在出租屋里的巖桐孤獨與寂寞的咀嚼（《誰在黑暗中敲打我的窗》）。

作家吳君

作家吳亞丁

因此，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城市，作為一個新興移民城市，所有的深圳人都被重新納入了一個新的社會秩序與新的文化空間里，也被重新賦予了一個新的文化身份——“客者”。因此，我們應看到，深圳作家的這種文化身份，極大地損傷了文學的批判力度。當他們得到“賞識”時，他們就會覺得，這里的天是藍的，水是綠的，女人是漂亮的，城市是摩登的。有時甚至還會幻覺自己已經是這里的主人，為自己成為這座現代化城市的建設者和享有者中的一員而驕傲、自豪。可當他們的青春與智慧在租賃行為中終結，他們又會大吐憂怨的口水，甚至破口大罵。這種寫作心態的搖擺，從現有的寫深圳街道、酒樓、咖啡館、KTV 歌廳和出租屋、工廠、故鄉這兩類場景的文本中，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證明。寫前者時，文本人物有時甚至會借著酒意或面向情人的愛意，徑直地喊出“我愛這座城市”，吳君就有小說名為《親愛的深圳》；寫后者時，老板和當權者則成為了心懷鬼胎的惡魔、自身生存苦難的制造者，唯有回到“美好的故鄉”（其實也是他們虛構出來的），才能逃出這“地獄”之城，戴斌和衛鴉就有大量關于他們湖南故鄉風情風物的描寫文本。因此，深圳文學對新都市生存的批判，仍然只是一種世俗的功利的道德批判，尚未達到立足于現代性的批判起點。

無論人們以什么樣的身份來寫作，其文學書寫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其情緒的偏狹性和美學的局限性。過去的階級身份和當下正時髦的性別身份，對文學書寫的影響無不證明這一點。或許，這些社會文化身份所代表的書寫立場本是同一個東西，只在不同時期擁有不同的變種罷了。當然，立足于身份書寫的好處也是明顯的：一是確實為作家們帶來了新的視野與新的發現；二是人的社會文化身份帶有特定歷史時期的現實規定性，作家也一樣。帶著這種現實身份的規定性來寫作，也使文學天然地具有了現實主義美學色彩。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文學的審美自覺性和情懷的超越性追求終止了，文學的批判力度也就大打折扣了。一個明顯的例證——當人們反詰這些制造批判文學的深圳作家：“這座城市又沒有關門，既然你覺得深圳這么不好、故鄉那么好，你為什么不回去呢？”作家們便只能面臨一種無言以對的尷尬。

因此，新的社會生存只是為文學提供了新的書寫對象，而文學自身的超越必須依賴作家這一主體的成長與強大。畢竟文學是由作家寫出來的。

超越身份寫作：新都市文學的出路

深圳文學無疑具有移民文學性質，因而也就帶有一種阿喀琉斯的腳踵式的先天性缺陷——以“客者”的身份與立場來書寫。只有克服這一缺陷，才有可能使這支業已成型的文學軍團擁有充沛的生命力與戰斗力。

況且，深圳移民文學與世界發達地區的移民文學相比，還有其獨特之處，那就是深圳移民作家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內地移民。即使有個別作家屬于土生土長（如謝宏），他們也與這些移民作家有著幾乎相同的傳統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甚至生存的社會時代背景也是同一的。從本質上來說，他們都屬于“文化移民”，他們共同成為了這新的大都會社會生存的第一代文學言說者。他們不可能像昆德拉們一樣，在與一個已有的現代都市文學言說進行碰撞、修正的基礎上，進行所謂的超越性寫作。而對深圳作家而言，要創造真正立足于新的都市生存的“新都市文學”，就不僅要超越他們原本熟悉的社會生存身份書寫，還必須要在人文觀念、思維方式、生活體認與文學言說途徑等方面，進行一種面向自身文學傳統的全方位的超越。說白了，就是要求作家們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

第六屆深圳文學季啟動儀式

然而，細讀深圳當下的文本，人們不難發現，這支由移民作家組成的文學軍團，絕大部分仍然生活在他們過去的潛意識、記憶和語言里。他們與當下新的文化與觀念發生了一種新的斷裂，不能承受那看不見的更為現代的精神與文明。他們絕大多數感受到的是一種“異化”所帶來的痛苦，于是，在他們的作品中，總是抒發著他們的鄉愁與詛咒。他們熱衷于關于這座城市新穎信息的提供，而不是把這個新的城市社會作為分析和思考的主題。在一定程度上，這座城市就變成一個移民們腦海中的“被說明”之物，而成為了文學中無主題性的背景。也就是說，作家們原本想要揭示的這座新興城市的“精氣神”，往往落了空。因而，當下的深圳文學呈現兩種極端化傾向：一種是媚俗式地采用傳統的文學言說方式，粗暴改編或剪裁著我們的現實，讓文學僅僅成為各種意識形態的表達，而缺乏作家自己的感性生存經驗與認知；另一種則專注于個體感性生存心理的表白，而缺乏對社會與人生的整體把握。偏執，也成為了深圳文學的一種文學風格，成為了吆喝世人的一種手段。

由于這些移民作家們繼承的是過去的文學和文化，而在對人的生存與欲望、歷史與知識、傳統與現代的認識上有著結構性的缺陷，從而導致他們的創作中，對個體與社會、現實與心理、語言與修辭之間的相互關系還缺乏整體性的解決方案。因而，他們只能遵循資本時代注重效率的文化邏輯，以量取勝，不斷重復地述說著自己的故事，唱著自己的老歌。

好在有些作家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存在，并決定重寫或改寫自己的深圳故事。這一方面說明上述觀察與判斷沒有走偏；另一方面也說明，深圳文學在這40 年里還只是完成了一個書寫經驗的累積過程。所以，實事求是地說，深圳文學還沒有真正為中國文學提供新穎的文學經驗，甚至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學思維方式。因而作品中存在自己所感受的和自己所要表達的之間的錯位現象，也就在所難免了。昆德拉在評俄羅斯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時說：他枯燥的心靈掩蓋在看起來情感汪洋肆意的風格背后。這句話很能切中深圳文學的軟肋。深圳的作家應該具有足夠的心靈去理解他們文學背后所游蕩的情感的傷痕。只有超越這種集體性的身份寫作，深圳作家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學思維方式，真正的新都市文學才會出現，深圳的文學星云也才能獲得永久的燦爛。

（轉自《文化深圳》2021.03，作者：湯奇云，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聲明：本網站轉載其他媒體內容，旨在傳遞更多信息及用于網絡分享，不具有任何商業目的。如有版權異議及其他任何問題，請與我們聯系，我們會盡快妥善處理。）

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官網：http://www.1111567.com

郵箱：swlcyb@shenzhe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