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紹俊

南翔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開始寫作。八十年代被稱為當代文學的新時期，這是一個強調理想和激情的年代，文學擔當著匡正社會的思想責任。這一時代特征也典型地體現在南翔的身上，因此他是一位充滿理想也具有社會擔當的作家，他的寫作生涯至今已有四十年了，這四十年社會發生著巨大變化，南翔的人生也經歷了種種變遷，但無論如何變化，南翔始終沒有放棄身上的理想和社會擔當，這就構成了他在文學上的一貫性。在南翔的人生經歷中，九十年代末由江西遷到深圳應該是他的文學創作的一次標志性事件，因為深圳的思想文化氛圍更有助于他發展自己在思想上的優勢，從而形成自己的鮮明特色。我記得《女人的葵花》這本小說集就是收錄了他到深圳后寫的九篇中短篇小說，當時我讀到這本小說集后，還專門寫了一段話：“南翔的小說很好看，也很耐讀；他可以在不同的時空里展開想象，而最終又都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學性，這得益于他的學院氣質、民間情懷和南方立場三者的完美結合。”現在看來，我這一段話還是抓住了南翔小說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一我說他的小說很好看，是因為南翔注重小說的故事性，他很會講故事，也善于講故事。但他并不滿足于講故事，或者說講故事并不是他寫小說的目的。他的目的落在思想性和文學性這兩點上。他的小說敘述其實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努力去挖掘故事里面包含的思想性。而且他所要表達的思想也不是淺陋的、公共化的思想，而是有著一定學術積累的思想。毫無疑問，他的這一突出特點與他身處深圳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深圳的開放和包容更加激活了南翔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成為深圳大學的一名教師，浸潤于校園豐厚的學術氛圍之中。從這個角度說，南翔屬于比較典型的學者型作家。所謂學者型作家，不僅在于其小說的思想主題具有明顯的學術基礎， 而且還在于作家的小說敘述會受到學術思維的影響，并在小說寫作中會有較明確的理性意識和明確的寫作目標。在我看來，南翔所設定的是一種社會政治的目標，他關注社會人生的命運沉浮，他的小說往往在社會政治如何影響和干預了人生命運和人性變異的方面著力，以文學形象表達他對社會問題的見解。南翔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上用力最多，中短篇小說也最能體現南翔的獨創性。我一直踴躍著閱讀南翔的中短篇小說，在這方面也有不少閱讀體會。

作者著述

有意思的是，南翔四十年來始終活躍在當代文學前沿，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他的中短篇小說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有佳作引起人們的關注，但我們又很難把南翔歸入某一個潮流和類型之中。且以《女人的葵花》中的小說為例，其中有兩篇小說《我的秘書生涯》和《辭官記》都是寫官場的，但南翔并沒有像一般的官場小說或反腐小說那樣熱衷于揭露官場的復雜性和險惡性。《我的秘書生涯》通過一個優秀秘書如何敗在了一個熟稔權力與人情交易秘訣的女人的故事，揭示了官場規則與潛規則之間的微妙關系。而《辭官記》的故事核心則是一個博士竟被一段少年時期饑餓的悲慘記憶阻礙了他的仕途，這個看似荒誕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官本位意識在當代社會是如何發酵變異的。顯然，無論是在主題的確定上，還是在敘述的訴求上，南翔的這兩篇寫官場的小說都迥異于我們從大量官場小說中獲取的共同性。事實上，南翔對當代文學的現狀和趨勢非常了解，他不是那種把自己關在屋子里完全書寫自我的封閉型作家。他也善于吸收新的訊息，他的小說世界是開放性的，比如他最近在總結自己的創作經歷時，曾把自己的創作歸納為三個維度：“文革”/ 歷史、環保 / 生態、底層 / 弱勢。這三個維度的確是南翔在創作中重點關注的內容，其實這些內容也是我們社會以及文學界十分關注的內容，比如底層、生態等，也曾經一度成為創作的熱點。這也許說明一個問題，南翔作為一名具有強烈社會意識的作家，始終對社會熱點充滿了敏銳的感知，也必然會在他的小說中體現出來。但他在文學創作中又對同質化和流行化保持警惕，因此即使選取了同一類題材， 他也非常注意與這類題材中所呈現的共同傾向保持距離和差異。比如底層基本上是南翔小說的出發點，他在小說中多半講述的是底層小人物的故事，但我注意到批評家們在評述底層小說時幾乎很少提到南翔的這些寫底層小人物的小說，我想這完全是因為南翔的小說并沒有采取當時流行的底層小說的敘述套路，也沒有刻意強調底層的主題訴求。生態問題逐漸成為全球性的首要問題，自然也越來越受到作家們的關注。南翔作為一名思想敏銳的作家，也加強了小說中關于生態的分量。比如《哭泣的白鸛》《來自伊尼的告白》《消失的養蜂人》等小說就屬于具有明確生態意識的小說，小說涉及物種衰減、環境惡化等突出的生態問題，但這幾篇小說又與那些刻意標記為生態小說的小說不一樣，那些刻意標記為生態小說的小說往往有一種過度宣傳生態的毛病，而忽略了生態問題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復雜性。南翔這幾篇小說都是將生態問題與社會問題擱置在一起來寫，寫出了生態問題的復雜性。比如《消失的養蜂人》從構思上說就很特別，是以養蜂的生物學知識來結構小說的。雖然有些地方也看出南翔試圖在反思生態問題的思想層面用力，但他并沒有在生態話題上過多地展開，而是任由情節的復雜內涵彌散開去。在小說的結尾，養蜂人阿強突然消失，作者給讀者留下了一個無解的謎。這個謎提示人們，還有一個“生態”在困擾著人們，這就是不良的社會生態。阿強雖然能成功地把中蜂和意蜂混在一起養，但是他無法克服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當他發現很可能會卷入矛盾中時，他的一切努力都可能會報廢，所以他不得不悄悄離開。當然南翔在這篇小說中并沒有揭露這個社會生態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使得阿強悄悄離開，他實際上是在小說結尾設置了一個謎。他希望讀者能依據自己的經驗去解答這個謎，我們的社會生態在很多方面都出了問題，其中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有可能會讓處于弱勢位置的養蜂人阿強難以承受。

也許應該從學術思想的一貫性來理解南翔的小說創作。南翔的小說寫作首先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寫作，這種寫作是建立在一貫的思想立場和認知背景上的。他的思想立場和認知背景概要地說，可以歸結為具有民間色彩的自由主義思想。我認為，南翔是在以小說這一載體不斷地表達他從自由主義思想出發對歷史和現實所作出的評判與臧否。因此，南翔所說的三個維度并不是三條互不關聯的平行線，而是相互交錯、相互補充從而統一于自由主義思想上的一個完整的藝術王國。南翔似乎也將這一寫作姿態視為自己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應有責任。他有一篇小說《表弟》仿佛就是在表白自己的這一心境。《表弟》的社會容量非常密集，讀者能夠從這篇作品中看到作者對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政治風云變幻的歷史把握，作者也揭示和批判了當下社會權力與資本結合的現狀。最具反諷意味的是，南翔讓“我”做了一個扳手腕的夢， 表弟輸了以后要再來一次，祿祿卻搶白說，你們一家，既有運動員，又有裁判員，還講我不公平？在小說中，祿祿可以說是權勢尋租的形象，“我”則應該是知識分子形象。祿祿固然是一個值得批判的對象，但南翔也不放過作為知識分子形象的“我”，或許從這里可以感覺到南翔的一種難得的自我警策，他顯然不滿于一些知識分子自視清高而對社會所作的不負責任的批評，在他看來，知識分子不可能擺脫物欲世界的糾纏，你必須把自己擺進去，才能真正擔當起知識分子應有的責任。

作為一名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南翔對于中國百年來的歷史進程有著清醒的認識，也就是說，他的歷史觀是清晰的，他對歷史和現實的價值判斷保持著一致性。他曾接連寫過一批反思歷史的小說，這些小說結集為《前塵：民國遺事》《1975 年秋天的那片楓葉》《抄家》，這些小說雖然講述的是民國、“文革”歷史時段的故事，但敘述的鋒芒分明劍指現實。正如他在《抄家》一書的后記中所說：“對于歷史，尤其是發生不遠且迄今或深或淺，仍在影響我們的思維與生活的歷史事件，可以有不同評價、看法乃至思想交鋒，亦可以有不同角度、不同階段、不同學科、不同方法的研究與呈現。但硬要找出一些恬淡、溫馨與優容，來辯說與粉飾一場大災難，實非我能接受。”因此南翔寫歷史不是單純地為了憶舊，而是抱著匡正現實的明確目的。同樣的，南翔書寫現實時也不是呈現一個平面化的現實圖景，而是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和現象時，都會從歷史演進和延續的角度去進行評判。因此他的所有書寫現實的小說，都具有深厚的歷史感。

且以《老桂家的魚》為例。這是一個發生在深莞一帶的故事，這個故事的發生地既不是充滿現代感的高樓大廈，也不是透著珠光寶氣的酒吧咖啡廳，也不是風情萬種的沙灘浴場。它是西枝江邊的一處尚未開發的荒蕪處，這里零零落落住著一些靠打魚為生的人。也許說他們住在這里并不準確，因為他們沒有房子，一條船就是他們的家。如小說的主人公老桂，當年曾是農村最先覺悟者，他擺脫即將崩潰的集體所有制，到水上跑運輸，卻趕不上社會的突變，竟然再也回不了陸地，只能在一條船上賴以為生。有一個細節讀來讓人心酸。老桂在他一家生活的船上釘了一張銘牌，上面寫著的“大嶺山”是他曾經居住的地方，可見他魂牽夢繞般地希望回到家鄉，回到陸地上。小說截取了老桂在船上的最后一段經歷。雖然拖著衰弱的病體，卻仍不得不出去打魚。回來后一病不起， 最終“死在破敗的大船上”。南翔在深圳發現了這樣一個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像老桂這樣生活在船上的漁民，“在這個城市里，他們沒有戶口，沒有社保，也沒有醫保。或許可以說，他們的生活，隨著潮汐變化而變化。”南翔意識到，西枝江上的那些破敗的船不得不說同樣是深圳現代化進程中的產物，是現代化帶來的問題。為了表現這一現實批判性，南翔在小說中專門設計了一個電視臺記者去采訪破敗漁船的情節，記者們采訪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決老桂們的生活困頓，而是因為旁邊的高檔住宅里的居民們投訴，這些破敗的漁船“嚴重影響市容和干擾居民生活”。終于政府出面要求這些漁民“限期搬遷”，這些漁民徹底清除后，西枝江邊確實發生了變化：“堤邊新修了綠道，新植了綠柳， 江面愈發空闊了。”單獨看這幾句描寫，是一種詩情畫意的味道，但在我們讀到前面關于老桂一家的艱辛故事以及老桂的死之后，再讀到這幾句詩情畫意的描寫，便會產生巨大的反差。

南翔并沒有停留在對現實的批判上，也就是說，他并沒有簡單地把老桂家看成是現代化的代價而問責于現代化，而是從歷史層面去探究老桂悲劇的成因。老桂當年也是一名回鄉青年，還當過民兵營長。也就是說，他們在上一個時代是可以正常生活甚至很體面地生活的。老桂既不懶惰也不愚笨，為什么改革開放后反而越來越陷入窘困呢？這讓我想起了過去我們反復接受的教育：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當年以階級斗爭為綱作為治國之本，自然一個階級的歡笑就是另一個階級的痛苦。改革開放帶來了新的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階級斗爭觀完全從今天的社會里消失， 因此即使今天社會經濟大大發展了，但依然會存在階層固化、社會不公等問題。《老桂家的魚》的深刻之處就在于，我們不能再犯歷史曾犯過的導致階級固化的錯誤，現代化在解決“破敗的船”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讓船上的“老桂”們從破敗中擺脫出來。

南翔的《綠皮車》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篇小說。這篇小說完全將歷史與現實打通了，從情感上說，既有歲月的緬懷，也有對現實中的溫情與善良的禮贊。而從理智上說，南翔以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興衰，強調了任何事物的進步都有得有失，因此在歷史進步的喜悅中也要警惕我們是否丟失了有價值的東西，整篇小說充滿著歷史辯證法。綠皮車是代表計劃經濟時代的十分典型的“物”，綠皮車行進在祖國的大地上，曾是當年詩人們最愛歌吟的意象，但到了今天，動車，高鐵，和諧號，這一系列的高科技和加速度，足以把綠皮車擠出列車的軌道。但南翔的這篇小說并不是為即將被淘汰的綠皮車唱挽歌，而是在提醒人們，在歡呼高速度的“和諧號”取代綠皮車時，不要忘記始終陪伴著綠皮車的老工人們，以及由綠皮車營造出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綠皮車》里的老工人把一生都奉獻給了鐵路錢，《綠皮車》具有一種綿綿的懷舊情愫，我以為《綠皮車》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通過這種懷舊情愫，緬懷了在綠皮車這一特殊空間所營造出的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哪怕今天社會發展速度再快、經濟再繁榮、物質再豐富，但是南翔強調，我們不應該隨便改變人們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在綠皮車里，人們享受著慢節奏的生活，在慢節奏里人性得以充分展開，人們也自得其樂。但出于經濟考慮，我們只想到列車的提速，就把這種慢節奏的生活環境毀掉了，而那些習慣了這種生活環境的人就會無所著落，他們哪怕得到的物質再豐富，可能也不會感到幸福的。

《打鐮刀》是南翔 2020 年發表的一篇小說， 在新冠疫情期間，我關閉在屋子里，得到了這篇小說的電子版，小說洋溢著明快的調子，一掃因疫情積壓在心上的陰霾，將我從封閉的空間帶到了艷陽高照的廣袤田園。最后我想著重說說我讀這篇小說的體會。

南翔是一位胸懷很博大的作家，他的小說哪怕書寫一個普通的小人物，或者講述一件很平常的物事，總是要透過人物或物事放眼悠遠的時間和廣袤的空間。他著眼于現實生活， 卻對現實中的變化具有特別的敏感，他從現實的細微變化中打探到歷史與文明演化的脈搏跳動。這一回，他注意到了鄉鎮鐵鋪店里懸掛在屋檐下的鋤頭和鐮刀。這不過是農民最常用的農具，應該是每一戶農家必備的物事。但似乎現在它們遭到了冷落，在這個鐵鋪店里被掛在屋檐下，沒有人來光顧。關注鋤頭和鐮刀的除了南翔還有一位美術學院的教授劉寥廓，他慷慨地將這些鋤頭和鐮刀買了下來。但他買下來并不是要用其作為農業生產工具，而是覺得它們掛在屋檐下極其具有“藝術范兒”，他要把這些農具用在他的裝置藝術中。這些作為農業生產工具的鐵器給了他藝術靈感，他決定要打一萬把鐮刀，用這一萬把鐮刀創作出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南翔便是沿著這樣一個小小的切入點擴展開來，講述了一個打鐮刀的故事，在這個故事里他把現實中正在悄悄發生的變化凸顯了出來，讓我們感到了那些懸掛在鄉村屋檐下的鋤頭和鐮刀的分量。

我們得承認，中國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是與世界性的全球化和現代化同步進行的，它覆蓋了政治、經濟、文化、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鄉村的變化之大也是令我們過去難以想象的。這一切也反映在文學上，我們的鄉土敘述完全不是半個多世紀前占據主流的或者田園牧歌式或者荷鋤揮鐮式或者雞犬之聲式的敘述，因為如今的鄉土敘述已經不可能再面對一個封閉自足的鄉村風景了，鄉村與城市交織在一起，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觸角已經伸向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我們在鄉土小說中讀到的是進城的農民工，或者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鄉村的這些變化已經成了鄉村的常態，因此《打鐮刀》中所寫的鄉村同樣也是這樣一種情景，如鷹嘴山這個小村子的年輕男女幾乎都出去打工了。但南翔要說的還不止是這些，他在大家都很熟知的這些變化之外，發現了還有一種變化，這就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由此南翔便帶大家一起認識了小說中的兩位重要人物：兩個老鐵匠，一個是張鐵匠，一個是魏老伯，他們曾是打鐵的老搭檔，他們手藝好，打出的鐵器遠近聞名。但是他們打鐵的火爐早就封爐熄火了，魏老伯也去照看兒子的果園了。也許這就是鐵匠的結局吧，他們的手藝也就從此衰落，失去了傳承。南翔從鐮刀看到了一個非常嚴肅的文化問題： 隨著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帶來的是一種文明的衰落。是呵，在現代化高速發展的今天，高科技的工業化流程可以源源不斷地制造出最標準的包括鐮刀等各種鐵器，生爐打鐵的小作坊在這種現代化強勢的傾軋下甚至連茍延殘喘的機會都沒有了。其實何止鐵匠，整個農業文明逐漸走向衰落，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打鐮刀》以一個小場景的故事觸碰的是這樣一個關乎大文化的堅硬問題。

我很欣賞南翔面對這一文化問題所采取的姿態。農業文明衰落的現象其實是當下文學一個比較熱門的書寫題材。我也讀到過不少寫農業文明衰落的作品，作家們面對這一現象時似乎更偏向于做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為衰落的文明唱挽歌，卻往往無視在一種文明衰落的同時還會有一種新的文明在冉冉升起。而無論是舊文明的衰落還是新文明的升起，都不應該忘記最根本的一點：人類是文明的創造者。因此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首先必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這才能保證你對文化的認知不會出現偏差。南翔就是一位嚴肅的人道主義者，即使面對社會變遷、文明興衰這些關乎社會學和歷史學的重大問題時，他也秉持著一位作家的人道主義立場。在《打鐮刀》中，正是人道主義精神給一個涉及文明衰落的沉重故事帶來了亮麗的色彩。張鐵匠和魏老伯是文明衰落的直接承受者，也許他們會有一種失落感和被遺棄感， 但南翔并沒有刻意去渲染他們的失落感，相反而是真實客觀地寫他們能夠坦然接受現實，同時，南翔又以非常體恤的心情去小心地叩問他們的內心感受。如寫到兩位老人重新開爐生火時的興奮勁，“爐火是一個引信，同時點燃了兩個老手藝人遙遠又切近的記憶，伴隨著叮叮當當的錘打聲，兩人默契的動作便是昨日的對接和延展，一點點生疏也無，一點點遺忘也無， 一點點遲疑也無。全都是熟門熟路，是認真的手藝，也是認真的把玩。那種熟練與利落，像飛瀑一樣流暢，完全舉重若輕，根本覺察不出這是兩個古稀之年的配合。爐火不時映現在兩個人的臉上，雕刻出兩尊銅像，卻富于色彩和線條的變化”。這是充滿敬仰的抒情文字，也滲透出一絲對于逝去文明的惋惜。當然，當張鐵匠看到一萬把精心打造的新鐮刀在展覽中被全部做成銹跡斑斑的舊鐮刀時，他心情特別難受，南翔此時也只能無奈地讓劉教授聳聳肩地暗想等以后再慢慢來解釋吧。南翔的人道主義精神不僅體現在他對張鐵匠和魏老伯的定位和描述上，而且尤其體現在作品的整體構思中。南翔將農業文明衰落的現象與農村年輕男人找對象難的現實串在一起來寫，這是一個很好的構思。當然，這兩件事情本來就有關聯，鄉村的凋敗自然就導致了大量鄉村女性逃離鄉村， 但南翔并非要探究這一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他要寫的是，即使在這樣的困頓現實中，愛情也會要尋找到宣泄的渠道。于是我們在小說中看到，在彬彬的召集下，一群年輕男女都來幫張鐵匠打鐵，打鐮刀的現場成了村子里一個少有的熱鬧現場。在揮汗出力的同時， 青年男女們的青春荷爾蒙得到盡情的釋放。連張鐵匠都說：“你們男男女女在一起，這么些日子好好相處，都給我擦出幾點火花來。真能結成幾個對子，那就比我賺幾塊辛苦錢更開心。” 而年輕人則調侃道：“兩個老倌子也作興是老樹發芽，枯木逢春咯！”小說就是在收獲愛情的驚喜氣氛中結束的，彬彬終于捅穿了觀念習俗的阻隔，可以理直氣壯地與倩倩談婚論嫁了；而藿香則大膽地追到了與劉教授的愛情。一個鄉村大齡胖妞能與離婚的城里教授牽手則是一份令我意想不到的驚喜。盡管這一驚喜在前面的敘述中鋪墊得不是很充分，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南翔的用意：無論世事如何變化，無論文化如何沉浮，愛情卻是永恒的。打鐮刀打出了愛情火花，也就會讓我們能以一種辯證的方式去面對農業文明的衰落，也許打鐵今后真的只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了，但我們的愛情仍然會在新的土壤上綻放得更加鮮艷。

作者簡介

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文藝報社常務副總編輯，《小說選刊》主編，現任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遼寧省作協副主席。

2014年以來，主要著作有《文學的尊嚴》《建設性姿態下的精神重建》《批評雙打——八十年代文學現場》《當代文學新空間》《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說研究》《中國中篇小說年度佳作》等15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文藝爭鳴》《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上發表論文180余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50余篇。其學術著作和文章曾獲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學術獎、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獎成果獎（第六屆）三等獎共計6項。

（轉自南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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