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深圳市文聯(lián)創(chuàng)研部、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與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共同策劃組織實施舉辦深圳灣文化評論征文大賽暨首屆深圳文藝評論大賽日前結束，2020年12月底在深圳商報大廈進行了頒獎典禮。

大賽共計收到參賽作品593篇，作者主要來自深圳，另有部分作者來自廣州、東莞、惠州、珠海、中山等大灣區(qū)城市，以及湖北、江西等地區(qū)。評獎辦公室聘請中國作協(xié)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吳義勤，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孟繁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南方文壇》主編、廣西文藝理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張燕玲，中華美學學會會長、中國中外文論學會會長、深圳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暨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院長、深圳市評協(xié)主席高建平等組成終評委，評出一等獎作品1篇，二等獎作品5篇，三等獎作品10篇和優(yōu)秀獎作品16篇。

近期我們將陸續(xù)發(fā)布前三等獎獲獎作品，以資學習交流。

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歷史敘事

劉洪霞

內容提要：鄧一光以考古學家的眼光和態(tài)度在歷史的田野中作業(yè)，以作家學者化的審慎變化，在預設的問題中與歷史史料的細節(jié)不期而遇，完成了長篇歷史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歷史敘事。這部作品超越了他以往歷史戰(zhàn)爭題材小說的創(chuàng)作路徑。小說通過獨特的想象歷史的方法，錯位身份的歷史纏繞，以及復雜人性的歷史挖掘，從歷史與想象、歷史與身份、歷史與人性三個方面呈現(xiàn)出作家不同凡響的歷史觀，對歷史進行更深入的探詢，企望把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建立起生動而有機的聯(lián)系，因此新的歷史敘事被建構起來，歷史作為思想資源的功能和意義重新煥發(fā)出來。

關鍵詞：鄧一光、歷史敘事、想象歷史，身份錯位、復雜人性

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是鄧一光移居深圳后潛沉十年的超越之作。例如《父親是個兵》《戰(zhàn)將》《走出西草地》《我是太陽》《我是我的神》等等，也超越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歷史戰(zhàn)爭題材的某種固定的書寫模式，在他的創(chuàng)作體系中是一種獨特的存在。作家鄧一光以考古學家的眼光和態(tài)度在歷史的田野里孤獨地躑躅而行，他從紛繁蕪雜的歷史史料中追溯、清理、甄選、萃取，在預設的問題中與歷史史料的細節(jié)不期而遇，并且能夠左右逢源，又以文學的遼闊和詩意構建了想象空間，在這個獨特的空間內細致而獨到地對預設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加以解決，在絕望的困境中推導出寓言性的出口，同時又不失深度藝術加工的功力，使得歷史的史料通過思想的紐帶具備了文學的肌理、溫度和質感，因此獲得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真實。他在歷史中尋找真實，“這不是赤裸裸的真實，這是需要穿過虛構和想象甚至夢想，才能追尋的真實”，^[1]他在對歷史進行更深入的探詢，企望把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建立起生動而有機的聯(lián)系。這種作家學者化的審慎變化，在他的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展態(tài)勢向前進發(fā)的又一明證。這是一部極其復雜的長篇小說，歷史的枝枝蔓蔓，涉及到了許多主題與副主題。整部作品分兩條線交叉敘述，一條線是1941年12月8日爆發(fā)的香港保衛(wèi)戰(zhàn)戰(zhàn)役，另一條線是香港保衛(wèi)戰(zhàn)之后的戰(zhàn)俘營的場景。香港保衛(wèi)戰(zhàn)鮮有小說家關注，據(jù)說這場僅進行了18天的戰(zhàn)役是第一次被小說家寫進文學作品。戰(zhàn)爭是一頭歷史的怪獸，而這只巨大的、張牙舞爪的怪獸，鄧一光是如何將其臣服于自己的筆下。本文從歷史與想象、歷史與身份、歷史與人性三個方面呈現(xiàn)出作家不同凡響的歷史觀，在他的歷史觀的指導下，鄧一光新的歷史敘事被建立起來，歷史作為思想資源的功能和意義重新煥發(fā)出來。

一、想象歷史的方法

在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中，歷史被書寫得是如此殘酷、陰郁、無奈而不可思議。那么，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來說，如何想象歷史成為一種方法。細致看來，鄧一光有著清晰的思路去面對迷茫而幽微的歷史煙云。當然首先繞不開對歷史史料的梳理與把握，小說的最終形成，也來自于大量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局、香港特區(qū)政府檔案處、美國國家檔案總署、日本防衛(wèi)廳防衛(wèi)研究所戰(zhàn)史室等等的歷史參考資料。在荒野中拾取歷史的碎片，恢復歷史的生動場景，這是進入歷史的常識通道。關鍵是作家所特有的想象歷史的方法有著方法論上的歷史學研究意義和寫作技術層面上的途徑的實踐，這是書寫歷史小說的難能可貴之處。

小說的體量非常龐大，如何結構作品，是作家不得不面對的艱難選擇。作品通過不同人物的法庭陳述、法庭調查、法庭舉證和法庭外陳述、法庭外調查、法庭外舉證等多重聲音的訴說，不僅構建小說主人公郁漱石豐滿而立體的形象，同時也塑造了眾多鮮活的角色。歷史的大樹因此而搖曳多姿，眾聲喧嘩，豐富盎然。更重要的是，“多重敘述聲口的運用正是為了避免單一主導聲音對其他可能性的遮蔽”，^[2]因為，我們終將不能完美地抵達歷史的絕對真實，只能通過各種方法與路徑無限地去接近歷史的真實，被遮蔽的歷史才有機會、有可能“守得云開見月明”，只有優(yōu)秀的文學創(chuàng)作才能使得這種情況成為現(xiàn)實。另外，“法庭”這一人物活動場景的選擇，無疑暴露了作家無限的巧思和智慧的想象。因為法庭毫無疑問是莊重與嚴肅的場所，真相必將曝光于法庭之上，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然而事實上，歷史的天空有多少波譎云詭，變幻莫測。所以說，法庭作為小說的容器，能夠將歷史賦形，它以無限大的容量涵蓋住歷史的蛛絲馬跡，成為作家鄧一光處理歷史細節(jié)，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最佳抓手，不至于迷失在歷史的云煙里。這種寫作技術層面上的脫穎而出，令人不得不感嘆作家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鄧一光的“法庭”如同老舍的“茶館”，各色人等無一在這里出沒，真真假假，百態(tài)人生，一一上演，最終曲終人散，徒留一聲嘆息。

鄧一光對歷史的想象有著細膩而獨特的思考，“他不相信歷史只有一種抽象的表情，哪怕僅僅只是猙獰和吞噬，也會有具體的姿勢和形態(tài)，更何況歷史與時代的每一次狹路相逢，最終要一個個具體的人來承擔……故事不僅是目的，也是手段，而歷史不只是背景，同時也是以各種形態(tài)滲入進故事的有機構成部分”。^[3]在這部虛構的文學作品里，竟然涉及到了眾多的真實歷史人物，這些具體的真實歷史人物的確以各種形態(tài)有機地滲入進故事里面，與虛構人物共同呼吸，共同思考，共同哀傷。這種特殊的文學表達不僅令人贊嘆和信服，同時又有時空錯亂的穿越之感，恍惚中，不知今夕是何夕，這實在是歷史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的高妙之境了。

小說涉及到的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共有200人之多，真實人物中有畫家、文學家、音樂家頻頻出現(xiàn)。真實歷史人物的出現(xiàn)并不是為出場而出場，不是簡單的陪襯關系，他們具備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與虛構的人物構成了有機的整體。“只要歷史小說仍屬于小說敘述的一種，我們就必須賦予它較史學更大的自由，能更自由地重組、歸結甚至戲劇化地增擴主題內容。” ^[4]由于歷史真實人物在作品中的大量出現(xiàn)，使得作家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從而能夠飛翔于歷史的天空之中，所以促使作品呈現(xiàn)出巨大的藝術張力和隱喻層面的意義。例如，主人公郁漱石是一個虛構的文學形象，他15歲時去日本讀書，攻讀文學，并且尋找生身母親。生母沒有尋到，卻遇到了當時正在日本休養(yǎng)的中國現(xiàn)代女作家蕭紅，有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蕭紅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虛構的歷史人物與真實的歷史人物的這次人生巧遇之后，對于郁漱石與蕭紅之間的關系的書寫斷斷續(xù)續(xù)地貫穿了整部作品。直到香港保衛(wèi)戰(zhàn)的爆發(fā)，此時郁漱石已經(jīng)從美國回到香港，而這一時期也正在香港的蕭紅走到了生命的彌留之際。郁漱石與蕭紅闊別多年以后，再次相遇，感慨萬千，唏噓不已。那么，我們不禁要問，作家鄧一光的此等安排，寓意何如？“她的文字真是靈異人性到底了，直如早開的櫻花，別人看到時，已是一地落紅，卻又讓她一瓣瓣拾回來，做成文字的花，讓人羨慕她擁有那么多可以思念的童年往事”，^[5]這是鄧一光在小說中書寫蕭紅的文字，本來是在寫陰森而恐怖的戰(zhàn)爭，當寫到蕭紅時，鄧一光的筆調卻也變得柔軟而抒情了，讓人有一絲恍惚，這是否就是現(xiàn)實世界的真實？蕭紅是美好與才華的代言者，卻英年早逝，如同一地的落紅。郁漱石是小說中多愁善感的文藝青年，他的命運在歷史的波濤里起伏不定，終無所依。如果說郁漱石和蕭紅是代表歷史與虛構的惺惺相惜，那么在紙面之外，現(xiàn)實之中，還有一道慈悲而關懷的目光，那就是作家鄧一光的目光，他是擔當著知識分子使命的作家，他在作品中不僅僅是提供普世價值的倫理，他更提供私人倫理的悲憫與真實。“在這一刻，歷史、虛構、現(xiàn)實之間的界限完全消失，三者完全實現(xiàn)了運行邏輯的同一性”，^[6]在此讀者會感受到人世間的溫暖與慰藉，獲得人生的勇氣與力量。

大歷史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而是眾多小的歷史構成，是每一個個體的歷史。真實歷史人物與虛構人物的勾連，這種真實化地去貼近歷史，可以拉近讀者與歷史的距離，起到共情的效果。這當然是行之有效的想象歷史的方法，“但我們也可回過來強調歷史小說并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小說。歷史小說的逼真寫實感肇因歷史的不可逆性，其先決條件就是把重點放在獨特的與可能的人物與事件上。” ^[7]吉川幸次郎就是這樣一個獨特的人物，他也是歷史的真實人物，他是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是中國文學史學者，同時也是郁漱石在日本留學時的老師。他是公認的親華學人，也是反戰(zhàn)派的同情者。“吉川老師希望學生能埋頭讀書，倡導文學，學子多了，士兵就少了，學問大了，法西斯就小了”。^[8]幸運的是，在鄧一光的歷史想象中，郁漱石留學日本期間，不僅上過吉川老師的課，還上過川端康成的課。鄧一光通過虛構的郁漱石的眼睛，描繪了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川端先生消瘦，不到40歲，語氣淡淡的，因為身子骨弱，兩鬢斑白，講話斷斷續(xù)續(xù)，一雙怯怯的眼睛像要躲著什么似的，始終不看人，即使在課堂上，當著仰望他的青年學生，也不斷劃火柴，一支接一支吸香煙。他講課思路凌亂，沒有什么章法，無非日本純粹文學如今遭到破壞的一些喪氣話，那樣沒有頭緒地講著，突然冒出一句：日本是懂得美的民族，文學要傳遞美吧，現(xiàn)在的青年都去學習射擊，誰還關心美？不如大家都散了吧。” ^[9]通過文學家吉川幸次郎、川端康成的思想主張來想象歷史，是因為作家相信藝術的力量終究戰(zhàn)勝戰(zhàn)爭的丑惡，藝術有春風化雨的能力，它還以自身來強化美好與真實，這種特殊的歷史書寫暗示了作家的精神深層與價值結構。

整部作品對于戰(zhàn)俘營的書寫始終沒有離開對藝術的書寫，然而，戰(zhàn)俘營中難以言表的饑餓、疾病、強暴、血腥、摧殘與藝術書寫構成了強大的、相悖的張力。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只是這部作品的表層意蘊，戰(zhàn)爭必然帶來創(chuàng)傷，而創(chuàng)傷背后巨大的張力與隱喻才是這部作品所抵達深刻之處的意義之所在。藝術的美好與戰(zhàn)爭的丑陋成為兩條平行的線，貫穿于作品的始終。這顯然不是偶然的出現(xiàn)，“這不是虛構層面的技巧和想象力的問題，而是對現(xiàn)實真實性的洞察力和對具體經(jīng)驗中歷史痕跡的敏感性的問題”，^[10]戰(zhàn)俘營是一個狹窄的空間，身體的自由被囚禁其中。然而，藝術與思想?yún)s可以是自由的，戰(zhàn)俘營并不能囚禁住藝術與思想。“一個小說家可能不是一個社會學家，但他無疑知道一種別人不甚了了的敘述形式的社會學。他知道一種小說的敘事結構與歷史的或社會結構之間的微妙聯(lián)系。但是，當他孤獨地進行敘述形式的探索時，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在對現(xiàn)實和歷史進行更深入的探詢。” ^[11]文學與歷史有如此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以文學的虛構拆解了大歷史的權威，這也就是作家想象歷史的獨到之處。

二、錯位身份的歷史纏繞

一個人的身份與大歷史之間究竟會形成怎樣復雜的糾纏，如果是在荒謬的歷史面前，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將何去何從，他作為普通人的身份會發(fā)生怎么樣的變化。實際上，錯位的身份被歷史的藤蔓纏繞，會持續(xù)對一個人的心理層面的深處形成一種破壞的情結，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討論了歷史與身份多重性的關系與纏繞。

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郁漱石本來的身份是知識分子，曾經(jīng)留學日本和美國，熱愛音樂、繪畫、電影和體育，他的又一身份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時髦詞匯“文藝青年”。然而，因為戰(zhàn)爭的爆發(fā)，他的身份變成了戰(zhàn)俘營的一名戰(zhàn)俘。雖然他也曾經(jīng)為自己的身份努力掙扎過，那就是在香港保衛(wèi)戰(zhàn)爆發(fā)之時，他也試圖逃離是非之地，但被老咩（中華民國廣東民間抵抗力量組織首領）所宣揚的民族大義之論所迫動，所以臨時參加了香港保衛(wèi)戰(zhàn)，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成為一名戰(zhàn)俘。即便是被囚禁在戰(zhàn)俘營里，他也沒有放棄擺脫這一身份的努力，他時刻在找機會逃出戰(zhàn)俘營，并且他的確實現(xiàn)了這一目的。然而，逃出戰(zhàn)俘營，他就能恢復原有的身份嗎？非也。個體弱小的力量始終無法戰(zhàn)勝歷史的強大。接下來他又以被告的身份被送上了國民軍的法庭。他雖然逃離了日軍的戰(zhàn)俘營，卻終究躲不過國民軍的法庭。不過他沒有等待法庭最后的裁決，而是不失尊嚴地決然而去，這其中當然蘊藏了無窮的失望與心傷，但這也是柔弱的文藝青年以決絕的方式對殘暴的歷史最重、最后的一擊。表情猙獰的歷史不僅篡改了他的身份，而且最終使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歷史隨心所欲而又極其功利地對人的角色和身份進行賦予和篡改” ^[12]的魔力，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可是，極其富有寓意的結局是，這位曾經(jīng)擁有知識分子、文藝青年、戰(zhàn)俘、被告等多重身份的郁漱石最終被安葬的地點與著名學者蔡元培先生的墓地，隔著石階相望，他們將一直相互陪伴著春夏秋冬。這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然而歷史是如此吊詭，經(jīng)過百轉千回，歷史最終還是歸還了郁漱石應有的歷史身份。

然而，與郁漱石相對的人物形象——飯島要人是戰(zhàn)俘營的最高指揮官，他的地位身份遠遠高于郁漱石這位戰(zhàn)俘營里的階下囚，甚至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盡管如此，飯島要人的身份又何嘗不是在歷史魔掌的操縱之下。盡管飯島要人是歷史不可饒恕的日本軍官，但他的身份卻又令人同情。他在“進入軍隊服役前，在札幌是有名的畫家，作品在東京獲過獎，夢想是去多摩美術學院做教授，如果不是國家需要，指揮官半點也不想做軍人”。^[13]在以往的抗戰(zhàn)題材的作品中，在社會集體想象物的存在下，日本軍人的形象都是滅絕人性的惡魔，單一化、模式化、臉譜化。可是鄧一光描摹的飯島要人卻是，“手指修長，骨節(jié)勻稱，像女人一樣細膩”，“安靜而驕傲，總是呆在管理區(qū)一間面向大海的房間里作畫，或者一大早去森林里寫生”，^[14]渾身散發(fā)著藝術家氣質的飯島要人卻被歷史無情地賦予了殺人機器的身份。如果歷史可以假設，那么，飯島要人的合理身份應該是一位著名的畫家，終日籠罩在藝術的光輝里，為人類歷史留下偉大的藝術作品。可是歷史的事實是如此反諷，他的手上沾滿的不是繪畫染料，而是無數(shù)無辜生命的鮮血，可是盡管如此，被歷史操控的飯島要人的人生難道不也是透露著荒涼與無奈嗎？

“郁漱石”這個名字有著作家的巧思在里面，郁是中國的姓氏，而漱石則是日本的名字，在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字那里可以找到憑證。所以說，郁漱石的血管里有一半流淌著日本人的血液。在荒謬的歷史面前，郁漱石尷尬的中日混血的身份使他成為一個更荒謬的存在。即便如此，他也一生都在渴望母愛。為了能找到親生母親，他15歲就自作主張去日本留學。在戰(zhàn)俘營里，他仍舊不斷地向日本女學者岡崎小姬打聽生母的消息。當他獲悉因為戰(zhàn)爭，生母不知所終的消息時，也是獨自黯然神傷。然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僅郁漱石的親生母親是日本人，在留學日本期間，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的初戀女友——加代子也是日本人。當日本的戰(zhàn)機隆隆地轟炸中國的本土時，柔弱的少女加代子心中充滿著愧疚與愛情，萬里迢迢從日本來到中國，就是為見上昔日的戀人一面。因為愛上了中國人，加代子成了日本萬人唾棄的非國民，她再也沒能回到自己的祖國。生母與初戀女友，是郁漱石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是他最高貴的想念。因為歷史所賦予的身份上的差別，他們終將成為各自生命中永遠的傷痛，無法醫(yī)治，即便是歷史重新輪回。

相對于生母和初戀女友，鄧一光對岡崎小姬的書寫則是從另外的視角來審視歷史賦予身份的荒謬。岡崎小姬是戰(zhàn)爭心理學研究的學者，她對自己的專業(yè)狂熱迷戀而勤奮備至。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戰(zhàn)爭的接近尾聲，她驀然發(fā)現(xiàn)這份被她視為精神支柱的研究不過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戰(zhàn)爭傷害和囚禁了所有的人，包括她的祖國和家人，當然也包括她自己，她也不過是戰(zhàn)爭的“囚徒”，她的精神理想的大廈在頃刻之間徹底坍塌了。從研究者到“囚徒”身份的跌落，使得這位清高而驕傲的學者喪失了所有對未來的希望與期許，她從高高的云端跌落到真實的地面上，淪落為哀默大于心死的一具行尸走肉。可是與岡崎小姬相對的一個人物鄺嘉欣，即便從圣約翰救傷隊隊員的身份到戰(zhàn)俘營慰安婦的身份的轉變，都沒有剝奪她少女精神上的童真，她收集的死去的蝴蝶和各種草籽都代表了未來與希望。即便是她死了，休眠的蝴蝶還會醒來，草籽還會發(fā)芽、生長，成為繁茂的大樹。岡崎小姬與鄺嘉欣這兩個人物在身份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她們又同時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無一例外地成為戰(zhàn)爭的受害者。

即便是在戰(zhàn)俘營里，郁漱石的身份也是撕裂的。因為他是日本學者岡崎小姬的實驗對象，而造成他既不是戰(zhàn)俘的同志，也不是監(jiān)管者的同伙的特殊身份。戰(zhàn)俘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我沒有能力成為任何人的敵人，但也絕不是朋友，大多數(shù)時候，人們會沖我微笑，那種我不知道的含意，卻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的微笑”，“在戰(zhàn)俘營，我和所有的戰(zhàn)俘不同的是，我身處兩座戰(zhàn)俘營中，一座是日本人的，一座同盟軍的，” ^[15]因為尷尬的身份，他品嘗到了被孤立的滋味。在歷史的怪獸面前，一個郁漱石被撕裂成若干個自我，而這些自我都是真實存在的，這些自我與自我之間面面相覷，任憑他們怎么哀求、哭訴，他們都不能統(tǒng)一到同一個靈魂之中。而飯島要人、郁漱石生母、加代子、岡崎小姬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包括所有的人和士兵，無論是誰，都無法左右自己的身份，歷史過于強大分裂、毀壞的力量，讓每一個人都遭遇其中，苦苦深陷，無法掙脫。所以說，“所謂國家，民族，善良，正義，有多少無辜者因為它們的欺騙走向黃泉，死不瞑目，這才是戰(zhàn)爭中人們的悲劇”。^[16]

三、復雜人性的歷史深處

鄧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新書發(fā)布會上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人最可貴的不是英雄品質，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軟弱和恐懼之心，這是上蒼給予人類阻止自我毀滅的最后法器，正是因為有了它，我們才有可能，或者說最終不會成為魔鬼。擁有捍衛(wèi)恐懼的權利，人類才能繼續(xù)前行。任何光明的結尾，都與這個旨意相悖。”鄧一光作為已經(jīng)非常成熟的作家，從他不同的創(chuàng)作歷史階段來看，作家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調整著自己的思想，這就是嚴肅作家的勇于創(chuàng)造，向未知的領域去探索的可貴精神。不同于他以前的戰(zhàn)爭題材作品中高大的英雄主義形象的塑造，他在《人，或所有的士兵》刻畫了可以恐懼、可以軟弱的人物形象。例如，在走向死亡之前的郁漱石，“在盥洗室，蜷縮在角落里，頭埋在膝蓋間，像個無助的孩子嚶嚶哭泣著”，“他的哭泣聲很小，卻非常刺耳” ^[17]。作家筆下的郁漱石并不是一位浴血奮戰(zhàn)的英雄，他僅僅是一個人，一個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有普通人的脆弱傷感，面對死亡，他也同樣有恐懼的權利。在他寫給未曾謀面的母親的遺書中，他像一個委屈的孩子，輕聲地呼喊出，“媽媽，我堅持不住了”，賦予人類擁有恐懼的權利，這里體現(xiàn)了作家悲憫的人性情懷。

小說以極其開放與包容的國際性視野，借由西方倫理人道主義價值觀和東方倫理民族性思考的雙重坐標來探究人性，從而揭示歷史深入更加復雜的人性狀態(tài)。無論是西方倫理，還是東方倫理，作為一種思想資源時，都有它積極和不足的方面。因此，在小說有效的時空內，作家同時植入雙重的價值坐標體系，成為冷漠而木然的歷史參差錯落的參照，這兩種交叉的價值觀，能更佳地折射出人性的復雜樣貌，這也是小說極富創(chuàng)造力的地方。

小說并非正面描寫戰(zhàn)爭場面，而是集中力量描寫戰(zhàn)俘營里的生活。當然，戰(zhàn)俘營是戰(zhàn)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可以從某種側面反映戰(zhàn)爭的殘酷以及人性深處的復雜性。戰(zhàn)俘營是一個特殊的戰(zhàn)場，這里的戰(zhàn)爭每天都在上演。顯然，戰(zhàn)俘老文與韋黽灶是被放置在東方倫理坐標之中。老文長著一張與世無爭的親和的臉，臉上偶爾會露出憨厚的笑容，然而，當他被凌辱與殺害時，他卻罵著天皇，呼喊著“大中華萬歲”。韋黽灶被折磨地奄奄一息時，他卻還在硬挺著，郁漱石看不下去，勸他，“韋黽灶，要不，你咬舌自決了吧”，可是韋黽灶卻咬著牙說，“不自決，我……不能……對不起……我爹……”。^[18]戰(zhàn)俘營里有欺凌與虐殺，就有英勇和反抗。因為東方民族大義的精神燭照，即便是在黑暗的戰(zhàn)俘營中，依然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東方倫理與西方倫理同時在小說的同一空間內，并沒有產(chǎn)生矛盾和悖論，相反，增強了作品的豐富性與包容性。鄺嘉欣與郁漱石被置放在西方倫理的坐標中。與鄺嘉欣在同一戰(zhàn)俘營的時間里，竟然讓郁漱石產(chǎn)生了某種莫名其妙的依戀，“在恍如死寂的戰(zhàn)俘營，我快速生長出一種露骨的感情”，“連我自己都很吃驚，一個淪落為強盜性奴的女俘，怎么可以成為我在現(xiàn)實生活中強烈依戀的對象？” ^[19]這種微妙而隱秘的情感處理是小說的閃光點，它折射的是對于人性深處的認同和尊重。這種“在晦暗而又感傷的生命里，一種相濡以沫的機遇，一種好自為之的期望”，^[20]反射著人性的光芒與美好，即便是在歷史的景深深處，仍然熠熠閃光。當鄺嘉欣換上救傷隊制服的時候，少女的童真撲面而來，“那一刻我相信，我們如同至親骨肉，可以在彼此的眸子中看到自己過去的樣子”。^[21]在骯臟破敗、暗無天日的戰(zhàn)俘營，在生與死的邊緣上，一男一女卻產(chǎn)生了純真圣潔的情感，這種情感超越了友情、愛情和親情，它是人間的至善至美。此刻，人性最深處的美好與溫暖都會像波濤一樣洶涌而出，覆蓋住人類所有的丑陋與悲傷，不禁令人潸然淚下。

被俘的少女鄺嘉欣在戰(zhàn)俘營中被迫成為慰安婦，她在生不如死的狀態(tài)下怎么會有如此閑情逸致去收集死去的蝴蝶和各種草籽？被饑餓威脅著隨時面對死亡的郁漱石為什么用如同生命般珍貴的食物去換取戰(zhàn)俘家人的名字？表面看來，這種不同尋常的舉動令人匪夷所思。然而，這兩種莫名其妙的收集顯然充滿了隱喻的含義。死去的蝴蝶、草籽、家人的名字這三個喻體，各自代表了什么？死去的蝴蝶代表了已經(jīng)逝去了的事物，草籽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死去的事物，但同時也代表了新生的力量。死去的蝴蝶可以制成標本，成為珍藏的記憶，代表歷史不能遺忘，草籽還會有發(fā)芽的一天，還會有新的生命，代表著未來與希望。而家人的名字則代表著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尊重和愛護，每一個戰(zhàn)俘的家人的名字，代表著一個個應該被歷史尊重的人，波濤洶涌的歷史永遠不能淹沒他們。

不管是東方倫理也罷，西方倫理也罷，實際上，都是統(tǒng)一在人性倫理之中。童兵馬孖仔，他僅僅是一個孩子，毫無分別地和所有的成年人一起關在戰(zhàn)俘營里。可他的不同是，“馬孖仔得意的說，他是鬼子唯一沒有毆打過的戰(zhàn)俘，我回憶了一下，真是這樣”，^[22]人性有許多復雜的維度，即便是滅絕人性的日軍，他們卻沒有找到合理的理由去欺凌和虐待一個可愛的男孩。他們的內心還有一絲沒有被泯滅的被稱之為人性的東西存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表現(xiàn)出不同的側面。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鄧一光關于人性的思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鐵板一塊，而是參差錯落、豐盈多姿，“個人僅僅是關系網(wǎng)絡的小結”， ^[23]他給與了更多的人性上的理解和慰藉。

同性戀的話題即便在正常的生活環(huán)境中都是有所顧忌的，何況在戰(zhàn)俘營里。可是在鄧一光筆下的戰(zhàn)俘營里，它卻真實地發(fā)生了。戰(zhàn)俘同樣需要安全感和抵御恐懼的撫慰，威爾伍德與帕薩爾之間的同性之情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性愛，而是互為救命稻草的關系。書寫戰(zhàn)俘營里的同性戀，是鄧一光給與人性最大的尊重與寬容。歷史并不是轟隆隆的大江大河，誰也擺脫不了大歷史下的日常生活，“作家避開了莊嚴的主流宏大敘事，轉而從民間視角和個人經(jīng)驗出發(fā)，對歷史進行重述與再思考，展開了敘述歷史的新維度。”^[24]即便是在萬分兇險的戰(zhàn)俘營里，這里也在上演著普通人的生活，而誰又能說，同性戀不是真實生活中的日常呢。“作為封閉的日常生活，沒有世界的幻影，沒有參與世界的不在場證明”，^[25]特殊環(huán)境中的日常描寫，更能清晰地看見人性的另一面，觸碰到人性的真實。

囚禁中也有博弈，并不是囚禁就完全被動了，這里也有斗爭和博弈，戰(zhàn)俘營中也有組織，有自治委員會，負責飲食保障和醫(yī)療救治，作家鄧一光在為筆下的戰(zhàn)俘爭取最大的做人的權益，哪怕只有一點點，哪怕是微不足道，也不能放棄切實的努力。戰(zhàn)俘營里不僅僅只有中國的戰(zhàn)俘，還有各個國家的戰(zhàn)俘，美國、英國、菲律賓、加拿大、印度等等。鄧一光的書寫已經(jīng)擺脫了國家戰(zhàn)爭觀的層面，而是更多地去關懷每一個人，甚至作為戰(zhàn)敗國國家的人。鄧一光的書寫恰好回應了小說標題，“人，或所有的士兵”，不是某一國家、某一黨派的人，也不是某一國家、某一黨派的士兵，而是對全人類的關懷。小說以世界為大背景，超越了國家、民族、種族與宗教，關懷每一位生存著的有血有肉的人，關懷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作家鄧一光站在了全人類的高度，以國際性的視野，以博大的胸懷給與全人類的至愛關懷。我們也會非常清晰，不管是中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無論是哪國人，他們首先共同的身份是人，必須要獲得人的尊重，這是人性的底線。

結語

19世紀俄國學者赫爾芩說，“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現(xiàn)狀。深刻地認識過去的思想，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后看，就是向前進。”鄧一光的長篇小說《人，或所有的士兵》通過想象歷史的途徑，建立起歷史、身份、人性的內在聯(lián)系，給與全人類同情與關懷。如今世界仍不太平，除了軍事戰(zhàn)爭，還有技術戰(zhàn)爭，經(jīng)濟戰(zhàn)爭等無形的戰(zhàn)爭大量存在，希望昔日的悲劇能警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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