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咔嚓”聲過后，我暴露了。坐在長桌深處的蔡東側過頭，微笑地看向我。不過很快，她又再次回到了這場溫暖的討論中。

　　在長期以來的文學研討會攝影中，我發現，不同風格的文學人都會有風格不同的個人像。爽直的明快人再怎么天馬行空，拍出來的照片都會顯得輕松自然；“心有瑤琴”的寫作者思慮縝密，腦海里“大雪紛飛”的同時，肢體語言的表達往往也極為準確；勤勉的作家忠于記錄，以至于相片中的紙、筆、本子總是喧賓奪主，搶走焦點；還有長于吞吐的高手，在言談間縱橫捭闔，用長句申引、梳理并駁斥文學史及批評系譜的層累，再用短句庖丁解牛，一擊斃命——不消說就能想到，他們的面部表情復雜而且生動。但蔡東明顯不屬于以上幾種，我“暗中觀察”了很久，她是一個特殊的例外：從頭到尾坐在那里，注目每一個評論其作品的發言人，點頭稱是和沉吟不語的幾率幾乎一半一半，羽絨服搭在身后，包裹著椅背，白衣勝雪。寫到這里，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智利詩人聶魯達的名句：“你的沉默明亮如燈，簡單如指環，你就像黑夜，擁有寂寞與群星。”

　　城市，文學

　　“蔡東是深圳城市文學的代表性作家，我覺得可以稱她為深圳的女兒。”“不對，蔡東明明就是山東的女兒。”作家魯敏剛起了個頭兒，就被研討會主持人、山東籍評論家李一鳴笑著“打斷”。蔡東1980年代生于山東，長于山東，2006年從山東師范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畢業后，就南下深圳執教至今。但這種天南海北的地域轉換并未在蔡東的小說中形成穩固的烙印，據她的大學同學、山東籍評論家劉秀娟所說，蔡東大學時期的習作就很少帶有山東地域色彩，而她現在身處深圳的創作同樣如此，單拿出某個作品看，沒法發現這居然是一個深圳作家。“這種開放性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特別有現代意識的年輕作家成長路徑的寬闊”，劉秀娟說，“我體察到她筆下對于城市生活既熱愛又清醒的態度”。

　　在魯敏看來，“70后”作家和“80后”作家面對是截然不同的城市。“70后”作家和城市的關系大多數是后發性的，他們從黃土地出生、長大、“摸爬滾打”，然后選擇在不同的時間節點“到世界去”。在“70后”作家成長的同時，城市的崛起影響深遠，魯敏說，“現在即使來到破敗的鄉村，那里的人思維模式也已經城市化了，城市化已經變成了人所共有的道德觀、價值觀和倫理觀，覆蓋了包括鄉村的所有大地”。與“70后”作家不同，笛安、文珍、張悅然、蔡東等一批“80后”作家一出生就落在“水泥地”上，“在城市的鋼筋水泥里，他們沒有鄉愁的概念，更沒有鄉土文學與城市文學對立的潛意識，他們的價值觀、倫理觀、消費觀都是先驗的城市邏輯，而具有城市邏輯的作家寫的當然是城市文學”。

　　但是，在僅僅四十年的時間，深圳從昔日漁村跨越到人口兩千余萬的國際化大都市，其內在的城市文學概念絕對不是不言自明。評論家賀紹俊表示，鄉土文學的元素早已被程式化、審美化，如何把城市文學中的意象審美化，是對青年作家的重要挑戰。評論家陳福民發現，雖然同為“城市文學”，但金宇澄的《繁花》就展現了一個具有“穩定系統”的城市，而蔡東的《星辰書》處理的則更多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脆弱性經驗”。十余年前，陳福民去深圳進行文學交流時，重點關注過“打工文學”。當時，他看見的是一個個高考失利后涌入城市的鄉村青年，他們身后拖著長長的農業文明的尾巴，和家鄉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聯。“他們所處理的文本和人的精神對象，帶有濃厚的鄉村文明價值的色彩，他們在深圳這樣的城市生活需要通過人群——四川人有四川老鄉幫，湖南人有湖南老鄉幫，他們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在城市中保存鄉土社會的宗法結構。”十余年后，再讀蔡東的小說，陳福民驚異于深圳城市文學的發展，“蔡東寫的是脫離生存結構的人，他們在一個不自明的城市當中，處于種種孤獨的、被放逐的、掙扎的狀態。”

　　這種“孤獨的、被放逐的、掙扎的狀態”，一度也是蔡東的狀態。2006年，初到深圳的蔡東和很多南下的北方人一樣上了火，無名腫毒令她燥熱難安。蔡東說，當時“癍痧”為她解除了暑氣，但這種漆黑如墨的苦味涼茶只能讓她更明顯地感受到這座城市的粗糲、渾濁與猙獰，溫帶季風氣候養成的四季循環，在濕熱的水汽中變得紊亂。日常生活總有無窮無盡的磨洗力量，從校園生活跨度到“社會大學”，從齊魯大地奔流到南疆海岸，直到2010年，她才終于從這種彷徨無地的不適中輾轉騰挪出來，蔡東說，那時，“城市露出神秘的笑容，突然向我展示了她的慷慨和慈善”。此后，她慢慢意識到城市容易造就浮光掠影、陳腐不堪，但其中不斷發生迭變的巨大而隱秘的變化更是文學創作的珍貴土壤，用天賦小說家的虛構權力面對更廣闊、更本質意義上的城市人，成為了她的目標。“我在全世界找到了一張桌子”，小說《往生》正于此刻起筆。

　　失意，詩意

　　《往生》完成于2011年前后，并首發于2012年《人民文學》第6期，文學界真正關注到蔡東，大致是從這篇小說開始。丈夫劉向群長期在外，女兒選擇了大城市與新式生活，61歲的兒媳康蓮必須照顧82歲多病的公公劉長瑞。日復一日的一地雞毛、復雜糾纏的家庭關系、病痛苦厄的親情變形、甚至包括代際經驗的反諷，種種元素在不長的文本中密集爆發，愛恨交織的瑣碎生活與臨終關懷的別樣題材難掩作者的沉思。《往生》發表時，故事以兒媳康蓮的猝死落幕，但在出版時卻改為被救活及“熬下去”卒章。康蓮是一個失意的人物。而后的蔡東小說人物幾乎也全是失意的，他們包括但不限于《木蘭辭》中的陳江流、《凈塵山》中的張亭軒、《我想要的一天》中的麥思、《無岸》中的柳萍、《伶仃》中的衛巧蓉、《照夜白》中的謝夢錦以及《出入》中的梅楊和林君。但就像評論界所關注到的那樣，蔡東小說里層出不窮的失意人物背后，都帶有她對解答問題的深層關切，在小說中，這種深層的關切表現為一種深層的詩意。

　　“蔡東是能夠寫出日常生活中的驚心動魄之感的作家。”《中華文學選刊》執行主編徐晨亮曾在刊物的“實力”欄目選載過《來訪者》，在他看來，蔡東的“實力”在于既能用小說的方式重新發現日常生活，又能避免止步于呈現無聊瑣碎的經驗本身。徐晨亮認為，蔡東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在用一種“體恤的目光”去審視個體生命，在精神的泅渡中放大凡俗細節，讓失意的日常產生壯闊之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通過細節來呈現驚心動魄的詩意，為蔡東所擅。“進到小酒館里，我們商量著點菜，芹菜熗花生米、小酥肉、焦炸丸子、蒸槐花，主食要了半打鍋貼。菜單翻過來看到有糯米酒，我問他：‘喝點酒嗎？’他笑笑，‘度數不高可以’。”“他”是小說《來訪者》中的江愷，一個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與心靈世界中的失敗的男人。評論家孟繁華注意到，這段餐館飲酒的表述在小說中意義非凡，在此之前人物鮮有笑容，甚至剛剛經歷了一場夢中的追殺，“暴雨落下來，雨水混合著血”，而在這場溫熱的對飲中，江愷的“腳慢慢放平”、心漸漸安定，一場藝術的談話讓他獲得療救。名物有狀的飲食讓“概念和知識隱去，點、節奏、設計、目標皆不明確，即興而偶然”，在松弛和悠遠中，失意的江愷抵達了詩意之境。

　　評論家宗永平認為，縱向比較《星辰書》中的三個短篇可以構成一個小型的“三部曲”。“第一部是《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第二部是《伶仃》，第三部是《照夜白》。‘朋霍費爾’中的女性最終回到的是婚姻和家庭倫理本身，但是《伶仃》里是突破倫理觀念意識到了自我存在，《照夜白》則更進一步，講述人從日常生活解放出來后如何獲得自我，結尾的白馬照夜白向虛空中騰飛，顯示出精神層面上的超脫。”正如評論家顧建平所言，在《星辰書》的每一個小說結尾，蔡東都致力于給讀者留下一點溫暖或者光亮。《來訪者》里的人們最終重歸于好，《天元》中的何知微準備好了“最后一問”，不再浪費時代賜予的幸運，《出入》中的林君在最后獲得了一直想要的世俗意義上的自信心。“這些詩意的結尾，是她為當代人精神狀態提供的解決之道。”

　　評論家張莉說，“事無人心兩樣別”，《星辰書》關注的是生活中細小、微妙的“暗疾”，構成不同人不同的精神面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其實是在豐富我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讓我們重新認識生活。”

　　星辰，微光

　　《星辰書》里，沒有一篇作品的題目叫做“星辰書”。評論家李朝全試圖猜測蔡東的命名用意，在他看來，這組小說可以彼此連綴，仿佛是作者在集中創造另一個真實的世界，參見眾生萬物，吐納日月星辰，“星辰就是星空中那一道細微的光亮光芒，也可能是一種生活里的微弱的光，雖然生活充滿各種疼痛和痛苦，但是也有很多能夠照亮我們生命光彩的東西”。

　　從情緒的一致性上看，《星辰書》存在著可以闡釋的隱形長篇結構，但單獨看任何一個短篇，其實都能發現蔡東在向一種文學標準致敬。分析巴西作家若昂?吉馬朗埃斯?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時，蔡東曾透露過自己理想狀態中的短篇小說：“夢想中的短篇小說，空靈又厚重，凝練而繁復，線條極簡的高貴感，切近生命終極問題的大格局，不局限于一時一地的超越性和穿透力。”按這個定義，很容易發現形式質素和語言質素在蔡東短篇小說觀中的位置。正如評論家張菁所觀察到的，蔡東行走式的語言營造出一種氣息流，舒展、輕柔、透氣，“她擁有一種體面的語言，用現代意識去不斷努力接近生命力的本源，通過思考持續地生成新我，展現我們與世界之間的歸屬與愛、現代文明下的自我實現、尊重與自尊”。也正如陳福民所言，蔡東的作品從來沒有過離開內容的形式，“她的寫作具有強烈的癥候性，她關注人與人關系之外的更隱蔽的東西”。“蔡東的小說里敘事動力其實并不是很強，小說是由一幅一幅情景畫面構成的，看上去就像是一幅畫，里面有不同的墨塊。不同的墨塊之間不是強聯系，而是微弱的聯系，通過情感締結在一起。所以蔡東小說的基本結構是團塊式的”，青年評論家岳雯捕捉到了《星辰書》中那些彼此聯系的微光。

　　稍微了解下蔡東的文學資源，能夠更好地明白這些微光的來路，就像她自己所說，“一個小說作者的文學觀，隱含在寫作里，也體現在閱讀上”。胡平、孟繁華、賀紹俊、劉大先、文珍等作家評論家都意識到，蔡東小說中的現代意識受域外文學經典影響頗深。這些作品是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喬納森?弗蘭岑的《糾正》、尤瑟納爾的《苦煉》、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霍桑的《威克菲爾德》以及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當然還有更多，比如羅薩和卡夫卡，這些作品的風格互異，或高遠絢麗，或宏大深刻，或繁密緊實，或落筆俗常，但有一點，它們都不是“精巧發飄的東西”，“它們筋道、有嚼勁兒，它們瑣屑、復雜、豐厚得正如生活本身”。此外，蔡東的作品中也依稀可見中國古典文學的印記，那是《文心雕龍》《世說新語》和《紅樓夢》的韻致。在蔡東看來，《紅樓夢》便是一部在平實日子中慢慢滲出詩意的小說，曹雪芹鄭重其事地面對日常生活，又用如此精妙的方式完成了日常生活之書。在長期的閱讀、寫作與教學過程中，蔡東把她鐘愛的這些中外經典在更高的、也更個人化的維度上逐一打通了。這些經典作品構成了蔡東的微光，構成了她的文學鄉愁，在一呼一吸之間，令她筆下的人物顧盼生輝。

　　“正如畫紙圍困不住寶馬照夜白，什么也不能阻擋人對自由的向往，文學的價值正在于，幫助人類去追尋自由，實現自由……將異化為工具的‘人’重新解放為自由的、詩意生存的‘人’——至少在文學的星空下是如此”，評論家饒翔說。

　　寫到這里，王國維先生的一首《鷓鴣天》突然在我腦海中忽閃而過，“列炬歸來酒未醒，六街人靜馬蹄輕。月中薄霧漫漫白，橋外漁燈點點青……更堪此夜西樓夢，摘得星辰滿袖行”。我仿佛看到，這滿袖的星辰在白霧的輕語中散落著詩意的微光，它們默默不語，它們的沉默明亮如燈。（中國作家網陳澤宇）